河北曲周：科技小院忙“三夏”

2025年4月25日上午，由中共荔湾区(lìwānqū)委宣传部、荔湾区国家档案馆（区地方志办）、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、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，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及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承办(chéngbàn)，广州大学荔湾研究院/研究生院和粤剧(yuèjù)艺术博物馆协办的“‘荔泮芳华’系列活动(huódòng)2025年名家讲座第一场（总第10场）”在(zài)粤剧艺术博物馆举行。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发表(fābiǎo)题为“清末民初的粤港合作(hézuò)——东华医院与(yǔ)广州善堂”的主旨报告。以下为丁新豹教授演讲文字实录。 我们今日谈论“粤港澳大湾区”建设时，更应认识到香港与(yǔ)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，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(jīnrén)想象(xiǎngxiàng)。香港的东华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。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省籍总理——上海(shànghǎi)人徐季良。这一(zhèyī)人事特征充分证明，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。 一、香港东华医院之创立(chuànglì) 在(zài)探讨东华医院(yīyuàn)与广州善堂的(de)关系前，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。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，港岛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“Civil Hospital”。“Civil”一词表明其非军用(jūnyòng)性质——因为当时(shí)香港(xiānggǎng)另有一所“Naval Hospital”（海军医院）。该院中文名称较为特殊(tèshū)，称作“国家医院”。对当时岛民而言，就医实属(shíshǔ)不易。而且，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，更不求助西医，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。普通百姓——尤其是早期来港、目不识丁(mùbùshídīng)的底层民众，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，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高。 照片中这位是何启，他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，早年在(zài)香港(xiānggǎng)读书(dúshū)，拥有医学与法律双学位。然而在当时的香港，行医之路并不顺畅——因鲜有人愿接受西医诊治。所幸他还能从事律师职业。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，何启发现他的同胞对西医极为排斥，除非免费施诊，否则不会就医(jiùyī)。东华(dōnghuá)医院的创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——采用中医诊疗(zhěnliáo)，提供(tígōng)免费服务。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：为何称其为“中医院”？我推测，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“中医院”。因为，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，何须住院？但是，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(pínkǔ)单身劳工，患病后无人照料(zhàoliào)，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，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（煎药(jiānyào)器具(qìjù)）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，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。 图片中展示的(de)广福义祠(cí)始建于1851年，最初(zuìchū)用于供奉牌位，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。香港当局(dāngjú)起初并未察觉此事，直至消息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(kǒnghuāng)。署理总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“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‘医院’里，其中一名是腹泻骨瘦如柴(gǔshòurúchái)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(mùbǎn)上，停在一个狭窄的、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……，旁边的房间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，但仔细查看(chákàn)，其中一人尚有气息……，在这里，人的自然需要(xūyào)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的情况”。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人。此事经报纸曝光后，港府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。巧合(qiǎohé)的是，麦当奴总督此前(cǐqián)曾“开赌”（即开放赌博），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，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，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，并要求将已获资金(zījīn)尽快使用。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，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(cùchéng)。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。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，而港府则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(zhīchí)。 我们发现，东华医院的(de)(de)总理名单中很多和广州(guǎngzhōu)“九大(jiǔdà)善堂”中爱育善堂、方便医院、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，所以我强调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。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——南北行商人与买办。买办大多是广州人。十三行大火之后(zhīhòu)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。所以，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(wúyuánwúgù)出现许多买办，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(zhūsānjiǎo)的人。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经营(jīngyíng)中国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。无论是将内地货物输往南洋，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，都必须(bìxū)经由(jīngyóu)香港中转，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。 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，梁云汉（鹤巢）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(zhǔxí)，足见英国政府对他的(de)(de)信任。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善堂，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(dāngdì)终老。另(lìng)一位总理李璿（玉衡）原籍新会七堡，因冲突(chōngtū)激烈的“土客之争”而举家迁港(qiāngǎng)。此人致富(zhìfù)不择手段，既经营金山庄(shānzhuāng)，又涉足苦力贸易（即“卖(mài)猪仔”），更取得了当时(dāngshí)香港(xiānggǎng)的鸦片专卖权。若论财富(cáifù)，在当今(dāngjīn)李嘉诚、近代何东之上。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——其(qí)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，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。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（瑞南），他是(shì)广州陈家祠的创办人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（楚香），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（澄海籍），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，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（泰国米）进口业务(yèwù)。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，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，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。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（鉴之）也很特别，其夫妇的棺木至今仍停放在东华义庄，历经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，因其已经没有后人。此外，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“盛产”买办的唐家湾；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；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，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（莫藻泉、莫干生），至今已传至第五代，成为香港罕见(hǎnjiàn)的“富五代”家族，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、律师等职业。 19世纪东华医院总理(zǒnglǐ)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的一点：他们全部穿着官服——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。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，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这也从(cóng)侧面印证(yìnzhèng)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(bǎochí)着密切的关系。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。这个群体想要(xiǎngyào)得到(dédào)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互动沟通，这里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，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，稍后我将再做介绍。 图3 东华医院总理合照(hézhào) 二、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之合作(hézuò) 从爱育善堂(shàntáng)(shàntáng)首事名单中可以发现，陈桂士（瑞南）、陈美扬（翼云）、梁云汉（鹤巢）等人不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，同时也(yě)是爱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。名单中还包括(bāokuò)卢庚扬(lúgēngyáng)、李(lǐ)璿（玉衡）等熟悉的名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。在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，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——香港东华医院、广州(guǎngzhōu)爱育善堂以及(yǐjí)澳门镜湖医院，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一两年。其中，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“惠周海外”牌匾，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。 东华医院和爱育善堂(shàntáng)间有(yǒu)着很多的合作。首先(shǒuxiān)就是赈灾，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。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赠予东华医院“德起疮痍(chuāngyí)”的牌匾，正是对(duì)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。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(shuǐzāi)，这里提到“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，自去年腊月开(kāi)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”。当地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，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、施粥等善举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。 从现存档案中(zhōng)可以发现，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。其中一份文件记载(jìzǎi)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。当时广州的裁缝(cáiféng)比较多，制衣(zhìyī)成本比较低。我们就发现文件明确记载了“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件多少钱，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”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。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(zhìàiyù)善堂的一封(yīfēng)公函，记载了一个事件，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，是番禺县人，在墨尔本“营谋不遂”，幸得老友(lǎoyǒu)资助回港(huígǎng)，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，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。 方便医院成立于1899年，相对比较晚(wǎn)，但是和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。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，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、陈作屏、刘渭川等都(dōu)曾(céng)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。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歧，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(niándài)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达。然而，周氏(zhōushì)家族(jiāzú)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，唯因周少歧当时恰好外出，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。 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(le)当时肆虐的“脚气病”（维生素B1缺乏症）的情况。该疾病致死率极高，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。档案特别指出：“至脚症一科(yīkē)，中外病人回粤，由香港东华医院(yīyuàn)送到(sòngdào)方便医治者，每年以千计，多能奏效”，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(xiǎnzhù)优势(yōushì)。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，东华医院选择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。 1918年，方便医院(yīyuàn)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“贵院(guìyuàn)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(rén)欲送至……以得转离水土”。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(bāng)助。另外我觉得患上脚气病也和那个年代只吃白米饭(báimǐfàn)得不到其他(qítā)营养有关系。这里还写到“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帮，每帮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”，这类数据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。 此外，比较有意思(yǒuyìsī)的是，方便医院(yīyuàn)曾经希望东华(dōnghuá)医院助其对抗广东省政府(zhèngfǔ)。1922年，方便医院向东华医院的求助函里记载到“卫生局(wèishēngjú)张借防疫问题取缔留医，有意摧残”，东华医院的回复是“敝院为慈善机关，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”，也就(jiù)是拒绝了插手政治。实际上在19世纪，东华医院因直接参与很多(hěnduō)政治事务，政府对此非常不满，担心东华医院成为香港的“第二个政府”。所以进入到20世纪，东华医院在政治上的态度就相对谨慎很多。 方便(fāngbiàn)医院曾赠予东华医院“乐善同情”牌匾(páibiǎn)，祝贺其重建开幕。另外(lìngwài)，方便医院于1911年10月9日广华大医院开幕赠送贺词，“广厦荫同胞几经(jǐjīng)竭力营谋始克奠厥攸居权作杏林药陇，华侨沾实惠纵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(gèdéqísuǒ)共(gòng)跻寿域春台(chūntái)”。据此，我也相信(xiāngxìn)方便医院曾经收到东华送给它的牌匾。东华医院成立之后，海外许多华人医院纷纷仿效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来往很多，我们也因此在海外地区陆续找到一些东华医院的牌匾，例如曼谷的天华医院就收到过。正如方便医院在东华医院成立60周年的时候赠匾“仁(rén)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 幸此日步趋有赖 由今追昔六旬周甲纪前徽”中提到的“仁风驰粤海 楷模邑式”，说明这些(zhèxiē)医院都认为东华是一个榜样，值得仿效。 倡建两粤广仁善堂也是同一帮人，比如说有东华倡建总理邓鉴之等(děng)人。这里我们提到阮荔村，一位做(zuò)越南贸易的商人，后续谈到赈灾时(shí)，还(hái)会提及此人。这位名叫何昆的人，他和张之洞交情颇深，曾(céng)在广州(guǎngzhōu)创办自来水厂，思想极具前瞻性，当时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会尝试。他还曾在香港(xiānggǎng)学习(xuéxí)英文，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。韦宝珊(shān)也是一位非凡人物，香港的爵士，是富二代，也是有利银行的买办。他早先在皇仁(huángrén)书院求学，后到英国读书，在辛亥革命(xīnhàigémìng)时还提供过帮助。此外，名单中还有周少歧、刘铸伯等。刘铸伯，尽管香港对其的研究(yánjiū)不多，但在20世纪初，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特别是他和韦宝珊、梁士诒的关系值得研究，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合作。1919年香港抢米暴动时，他们发挥出影响力。此外，名单中还有很多公司，比如元发行、公源米行、银号等等。 1919年安南广肇义祠致函东华询问(xúnwèn)有关骨殖事宜的信件，从中可以看出信息的流传方式。广肇义祠是先去信给广仁善堂(shàntáng)，然后由广仁善堂再(zài)写信给香港东华医院询问此事。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发现，民国初年的广州(guǎngzhōu)，可谓是一个“乱”字。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，靠广州商人(shāngrén)、香港商人和两地(liǎngdì)善堂之间(zhījiān)的合作，他们做了大量造福(zàofú)民众的事情。因为当时两地政府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络的，英国政府承认北洋政府，轻视南方的政府，它觉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统。试想如果没有两地善堂的帮助，当地群众受的苦难会更加严重。所以(suǒyǐ)，珠三角地区是靠两地善堂的大量合作，提供了大量的服务。 比如有两封信件，一封涉及(shèjí)一名男童(nántóng)被人拐到香港，东华医院为此写信给广仁善堂请求其寻人(xúnrén)将男童赎回。另一封则是(shì)妇人被拐至香港，东华医院同样写信告知广仁善堂，请求帮助寻回，可见当年是有很多类似的合作。 崇正善堂的倡建(chàngjiàn)总协值理也(yě)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，比如阮荔村、卢佐臣等等。 东华医院曾经与广州(guǎngzhōu)九大善堂一起合办平粜，以应对米价的突然上涨，这一事件被记载在崇正善堂的记录里(lǐ)。 三(sān)、省港澳联合赈灾组织 当时九大善堂(shàntáng)(shàntáng)和东华医院时常合作(hézuò)赈灾，省城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商集议联合香港(xiānggǎng)东华医院开办平粜(tiào)总公所。因为当时“粤省丰年粮不半岁，一遇水旱，接济稍窒，大局立危(lìwēi)。是以前光绪戊戌、壬寅(rényín)、癸卯及本年，米价飞腾，人心(rénxīn)惶恐，皆赖举办干(gàn)粜，潜遏乱萌”。举办干粜，就是担心平民因缺米而引发暴乱。在当下，没有米吃不至于发生动乱，而在当时三餐都依赖大米的情况下，缺米很有可能发生动乱。但是，当时安徽芜湖的米失收，就需要(xūyào)去收购越南米。与此同时，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刘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购到越南米。于是便需要东华医院出面，让他们(tāmen)去收购越南的米。去办事的代表是冯(féng)平山和梁峙庭。冯平山颇为知名，他是新会人，香港大学至今还有冯平山图书馆。之后，他们就在爱育善堂东厅设(shè)立平粜总公所，接济各府厅州县来办理(bànlǐ)相关事宜。后续因广仁善堂倡议举办救灾公所，九大善堂行商总会等遂分别设救灾公所，另设广仁善堂。但是，倡办名单上仍是这一班人。 1919年，香港爆发了香港史上第一次，应该也是(shì)最后一次抢米暴动。事后，香港当局批评说香港必须储备(chǔbèi)一定量的(de)大米，不能突然出现无米(wúmǐ)可食的情况，否则就会产生暴乱。1919年收购大米苦难重重，因为当时越南和泰国的米都禁止(jìnzhǐ)出口，日本米坊也发生动乱。香港发生抢米暴动时，大家都去安徽芜湖抢购大米。后来，由刘铸伯出面与当时北洋政府(běiyángzhèngfǔ)总统(zǒngtǒng)冯国璋沟通，同时梁士诒也劝说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卖大米，要其将大米运至广州。整个事情的推动(tuīdòng)，依靠的不是政府，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江湖地位，才得以顺利解决。我觉得(juéde)这是一个典型且精彩(jīngcǎi)的故事。当然，当时的广东粮食救济会的总理陈廉伯和简照南也参与其中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刘铸伯和梁士诒曾合作将一些华人运到(yùndào)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从事(cóngshì)后勤工作。最初这个事情是他(tā)们运用民间的方法做成的，后来才得到北洋政府(běiyángzhèngfǔ)支持。刘铸伯是一个极其重要(yào)的人物，他属于今天深圳平湖(pínghú)人。直至今日，在(zài)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医院。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记得刘铸伯，他有一项重大功劳，就是促成广九铁路在平湖设站。要知道铁路在某地设站会对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梁士诒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，他在北洋政府任职为官，家安在香港，他的女儿在香港读英文学院，他本人(běnrén)也极为精明。 这里也提到何东，他和广东的(de)关系十分紧密。其实他和所有军阀的关系都非同寻常。他曾举办过一次圆桌会议，邀请各大军阀商讨停战。当时军阀们都给(gěi)了他面子，但后面该如何(rúhé)行动依然照旧。这张照片是(shì)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一众儿子的合照，照片中可以(kěyǐ)看出何甘棠绝对是华人(huárén)血统，不过后面他又娶了一个混血妻子，所以他的子女也都是混血。 图7 1910年代何东、何福、何甘棠与他们(tāmen)一众儿子 1919年七月初三东华会议纪录中(zhōng)可以看到当时东华医院主席是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(héshìguāng)。记录中可以看到“近因米价日昂，民食维艰”，要去“施粥以救眉急(méijí)”，因此就要广州粮食救济会汇点大米过去。己未七月初十东华会议记录写道，“何世光翁曰今晚请列位到会系因蒙何君晓生”，前者曾邀陈廉伯帮助将省(shěng)城所(suǒ)存芜湖米拨些来港一事“已达到目的”，昨晚何君接到电报云“督军已批准出口(chūkǒu)一万担”，“特通知东华医院派员到省接收，今院欲举两位（谢家(xièjiā)宝、李右泉）上省与(yǔ)陈廉伯接洽(jiēqià)”。这里提到了谢家宝，谢家宝是何甘棠的女婿，“谢家宝翁曰，承主席命赴夜轮上省，为接收芜湖米事(mǐshì)，但抵省时尚早，乃(nǎi)先到米埠试看芜湖米如何，见得虽不及暹罗米之佳，然仍属过得去，只有些少尘糠气味而已，后乃联队往沙面见陈廉伯先生接洽一切”。后来，他们又到广同兴米埠托人将米运回香港(xiānggǎng)。在他们运输米、储存米的过程中，能够(nénggòu)看出东华的总理们是从事哪一行业。他们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间的互相帮助，因为总理们来自不同的行业，大家可以一起帮忙，所以(suǒyǐ)整件事情可以顺利(shùnlì)推进，政府则完全没有参与。可见，当时粤港之间的合作(hézuò)就是这种方式。 四、东华医院作为海外侨团赈济广东(guǎngdōng)灾难之中介 东华(dōnghuá)医院在(zài)海外赈灾中也扮演中介的角色。有两封信，分别是(shì)新金山巴辣埠（澳大利亚巴拉瑞特）致东华医院，以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东华医院，函请东华赈济(zhènjì)广东(guǎngdōng)水灾。因为(yīnwèi)他们都觉得东华医院值得相信，所以将(jiāng)钱全部(quánbù)汇给东华医院，东华医院再转汇给广州的善堂赈灾。由此可见，东华医院在此作为中介的角色。另外，还有古巴中华总会救助广东水灾，也是通过东华医院进行的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。澳洲悉尼埠商会也通过东华赈济广东水灾。不止水灾，汕头在1918年(nián)正月初三爆发了7.3级大地震，整个汕头都受到了巨大(jùdà)冲击，当年赈济也是借助东华医院，通过南北行去赈灾。东华医院收藏了大量此类来函信函。 昨天(zuótiān)，我也有幸到广东省档案馆查看一批信件，这(zhè)些信件大多是1946年之后的(de)信件。所以，我觉得东华医院这一批档案极为珍贵，因为它们的档案是齐全的，包括会议记录及每年的征信录，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期一直到“日据”时期，从未(cóngwèi)中断。只有最敏感的一年没有，也就是一百年前(qián)的1925年，当年整个档案都没有了。这并非偶然，是因为当年东华医院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(shìqíng)。 其实东华医院档案中最有趣的(de)是慈善以外的事务。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各地支持(zhīchí)革命党，不再支持清朝。广东人就很精明，等到大家差不多都(dōu)(dōu)投票后才做决定。这里(zhèlǐ)就要提到(tídào)广州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叫江孔殷。江孔殷就是所谓的江太史，他(tā)当时发了一个电报给东华医院，让“省地即日总商会集议，宣布共和国条件，请(qǐng)举代表到省情公定公议”。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，“本医院未涉便干预此事，今请列翁到聚宣布来电，且此电已分送四邑(sìyì)公所及报界公社与华商会所，请听四邑公所是晚所议如何，由他复电便是”。所以东华医院也变得精明，就说想如何审议(shěnyì)都与我无关。但看到电报，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，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也会来找东华医院商议。 还有海外华人向东华的求助。1921年二月廿五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(xiědào)，“省长来函详及(xiángjí)墨国来电着敝院饬属严查，禁止华工(huágōng)赴墨务须(wùxū)随时劝阻请公定(gōngdìng)公议(gōngyì)，谓此事关于政治问题，本院(běnyuàn)不宜兼理，且前次经向墨国领事署面覆(fù)前途，此函(cǐhán)可暂为贮下”。1922年十二月十一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，“四 古巴中华总商会总理蒋修身先生来电，详及古巴政府禁华人以前新客纸一切不纯上埠请止勿来请公定，黄屏荪翁倡议将电文抄白送交访事作新闻资料，另由本院登报使众周知”。1923年五月初四(chūsì)东华董事局会议纪录写道，“墨国中华会馆来电，谓墨国禁止华人入境，请公定”等等。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在其中的中介角色，海外华人一旦遇到事情都会寻求东华医院的帮助，这就彰显(zhāngxiǎn)了它的特殊地位。 广州商务总会也请(qǐng)东华(dōnghuá)医院代查英国属地北波罗洲地方水土及(jí)华人前往工作耕种是否相宜(xiāngyí)，东华医院则回函写道：“英国属地之华商均未得其确定情形不敢妄为臆说，请转询星架坡埠中国领事或可洞悉一切”。 1918年，东华(dōnghuá)收到了一封香山侨乡会发出的有关铸造程璧光(chéngbìguāng)铜像的函件。当年程璧光率领一支舰队南下参加护法战争，然而他很快就遭遇暗杀了。他们要铸造铜像纪念程璧光，又写信给东华医院让其捐钱。程璧光的铜像就在后来(hòulái)的永安堂前的海珠(hǎizhū)公园。 1919年，旅京粤东会馆致函东华促阻广东当局(dāngjú)拆毁孔庙明伦堂，即广府学宫。这一情况非常特别，因为拆除学宫是政府的行为，东华医院(yīyuàn)完全没有能力干涉(gānshè)，但他(tā)们写信给东华医院。参与者有很多人(rén)，比如王宠惠，他是地道的香港人，父亲是牧师。此外，还有梁敦彦(liángdūnyàn)、梁士诒、朱汝珍等人。他们在北京联名写信，希望东华医院出面阻止拆除学宫。 我的(de)结论很简单。东华医院档案反映(fǎnyìng)了清末民初粤港之间的交流(jiāoliú)非常便捷。当时东华的总理和九大善堂的总理名单大多都重叠。最特别的是在那个年代，两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诸多事情，帮助了许多群众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，当时广州一带民众受的苦难会(huì)更加多。我们(wǒmen)现在讲(jiǎng)大湾区，也应该强调当时粤港的关系——我们根本就是一家人，从善堂的相关历史中可以看到两地密切的关系。 （本文整理者(zhěnglǐzhě)系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社会工作杜冰冰、温倩钰、2024级公共(gōnggòng)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杰。） 杜冰冰、温倩钰、黄杰/整理(zhěnglǐ) 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